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December 25 飞过半个地球还是逃不了宅的命运到巴西一个月,除了开始在圣保罗的几天有点事情,自从到了累西腓就完全是陪老板疗养。 早上九点起床打扫房间,吃早饭,有空就和家里联系一下。老板十点半起床,我泡茶,煎饼。上网看一会儿新闻,不出去吃饭的话一点左右开始准备午饭。一般三点左右吃完午饭,老板喝一杯茶之后睡觉,我洗好碗上一会儿网然后去超市买东西。五六点回来看看电视,七点多出门沿海边走一个小时,到一个客户家里吃饭——几乎每天都去,老板跟他关系很好。九点多开饭,吃完坐一会儿,打车或者客户派车送我们回公寓。十一点左右回来,我上一下网就洗澡睡觉,老板做股票三四点才睡。 差不多每天都这样,看看好像很悠闲,可也没什么时间做自己的事,以至于原来开头的一篇日志一直写不下去——不能继续的主要原因是实在没什么好写。 这两天老板已经有点发毛,又开始没事找碴,但愿过几天他那个什么朋友回来能介绍点生意,带我们出去转转也好,否则丫说不定闷出什么毛病来。 没什么精彩的故事发生,只好把老板酒后吐槽的轶事整理整理,以后慢慢发上来。 对了,祝各位圣诞快乐。这鬼地方圣诞都冷冷清清的~~ September 17 ZT:“革命时期”的浪漫“革命时期”的浪漫 大理的冬天完全是个无雨之城。初来乍到,我几乎被每天的蓝天丽日烤枯了;许多年来积存在身体内部和心中的潮湿,仿佛正在一点点烘干。人如果不被往事浸润的话,在这个疏世独立的古城,原是有可能坐化成一具精神木乃伊的。 然而,很久不响的电话终于还是惊动了午后的枯坐――我想,在中古时代,这种铃声的旋律,大抵类同于雪夜柴扉的剥啄――多有可能是某位乘兴而过的高朋,来云中访友了。但我看见屏幕上的来电显示,却是“无法识别”几个令人扫兴的汉字;就像都市中人透过猫眼,窥见门外的一张陌生面孔,多半连迎迓的兴趣也会丧失。 一瞬间我想起趣友李斯,某次接到一个电话,对方是那种千娇百媚的女声,一听见他那粗哑的牛吼,急忙道歉说――对不起,我打错了。他急中生智赶忙说――也许你并没有错啊,我们何不聊聊?人生有一点美丽错误难道不是同样也愉快吗?女声咯咯的笑了起来,于是电话也就将错就错了。 李斯是我非常心服的知交,一个研究神学的人,常常能从俗世中发现真谛。他喜欢给我灌输一句名言――好运气只会敲一次门――意思就是说你要开门开晚了,人家就去敲隔壁阿二的门去了。于是,我还是接听了这个来历不明的电话,潜意识似乎也在渴望李斯式的错误;用《简爱》中罗彻斯特先生的话说――是过错而不是罪过。 二 80年代末期那个著名的“春夏之交”时,我正好也在南方的一个岛上享受太阳;海边的阳光向来潮润,而那一年,于记忆中则似乎更湿且蒸发着腥味。 我每天下班后,先回陋室脱下警服换上花里胡哨的便衣,然后骑上摩托就往海滩跑――对了,那时我竟然是该市的警察――连我妈都不怎么信。 那时这个国家已经沸腾了。好像除开总理府,从上到下都在同情那些街上的孩子。我过去也曾经是爱上街玩的孩子之一,现在脱下袍子换袈裟,自然就不便去赶场子了。尽管许多过去的兄弟频频来信相邀,我依旧孤悬海外似的在做逍遥派。当时的形势正好还在喜剧和闹剧之间,绝大多数人都相信,这回恐怕大人要向孩子赔礼了。于是,我对一些故人戏说:我就不来摘桃子了;万一你们挨打了,我再拿屁股来帮你们接板子。 岛上的孩子们要比大陆的上街晚一月多,于是警察们也就少受些累,我以为。某天我经过一中,看见一群孩子在募捐,那时我工资不够吃喝,心中有感,还是忍不住塞了些散碎银子到那纸箱中去,以示雷子也是人嘛,天良未泯而已。次日上班,政治处的朋友笑着暗示我――你那点钱请我们喝酒不好?我才知道原来“国家”并未逍遥如我,他们还是暗中忙着。 五月的黄昏我从海滨归来,只见满街突然人流如潮,往省府门口滚动。我几乎忘了我的职责时,一个头儿看见了旁观的我,严肃的说:快回去换衣服,到省府集合,你负责陪局长。我急急如律令赶去时,但见红旗开处,两厢人马已然射住阵脚,各自席地而坐,仿佛歌咏比赛。我方对阵的是武警,咱们干警则不用去搞人墙拔河,只在人群中游弋;我更舒服,当王朝马汉陪首长对话。 当月的流行词还是“对话”。各地都效仿京都,一方鼓噪着要和当家的对话,一方坚决只派宦官出场对话――其实双方皆未弄清到底要对什么鸟话。岛上气候已经很热,孩子们都是夜里才出来爱国,我们也只好苍蝇陪着蚊子熬夜。等他们的代表和大内的寺人海阔天空“对话”完毕,五更时再派车送孩子们回校,我们才能回去睡觉。 那时我依旧只是生活中的旁观者,每天颠倒黑白,作为内侍,在省府礼堂的对话室静观风云变幻和世相百态。我知道我心灵的方向,常常又忍不住为双方的愚蠢而暗自捶胸或者面壁苦笑。其时,我真未意识到我会为这场八不相干的戏剧改变一生;当然,也没想到轰轰烈烈的街头革命正把一场浪漫情感,悄无声息地推进我的心中。 三 运动的后期在海岛确实显得有趣而无聊。日复一日的夜坐,革命歌曲回放,然后瞌睡来了就结队往武警的人墙上冲,两厢比赛体力,都不兴出拳脚,顶多从后排往士兵一方扔拖鞋,累了再坐。干警只负责监视大人,谁要在背后演讲鼓动,那还是要请到局子里去的。 岛上当时是所谓的特区之特,“小姐”之多闻名举国。某夜一女士在人群中慷慨激昂,凌晨被密捕回来,一问,是在某桑拿上班的。处长拍案大怒――你一个小姐,你不去好好陪客,你来凑什么热闹?该女士义正辞严――小姐,小姐怎么了?小姐就不许爱国了?处长竟然一时语塞。 我确确乎有些疲倦了。我偶尔不免在想,我那些内地的哥们如果就是在参与这样一场猫捉耗子的游戏,实在也没什么劲道。于是,我开始在人群中用目光“猎艳”,搜寻一些美好的面孔,用以聊销长夜之无奈。 每夜的对话时间,都有记者团的围观――本质上他们也是凑热闹;我从未看见一篇写对话的文章发表出来过。我终于在大群女记者中发现了一张让人记得住的脸,不,不是脸,但也不是身段。是什么使她吸引了我的眼神呢?我其时的身份使我可以放肆的在一边捉摸。我终于明白了,是整个的“态”。古人说女人之美,最难描摹者在“态”,我为这个女孩的态弄得几乎忘记了我正身处于一场大历史之中。 准确的说,她并不漂亮,也不高,甚至还偏黑;剪的齐耳短发,不蔓不枝,素面朝天,衣饰也简朴之极――但她就是能从大片的脂粉裙钗中跳跃出来。她得体地寻找机会采访各色人等,表情清纯,身上透出一种活力。这种态势确实能够打动人,尤其在那时的海岛,她就是一种耐人回味的舒服。 我甲胄在身,不便接近,只能隔着黑压压的愤怒人群远远的爱慕。人的目光有时仿佛一道引线,自会不知不觉中牵起一场缘分――我终于看见她一步一步朝我走来,然后止步,然后用一口纯正的北方话问我:警察同志,我可以采访你一下吗? 当然可以。但我在执勤,我现在不能以我职业的身份回答你;如果你乐意了解我的个人看法,我可以在天亮后无所不谈。――我这样的回答本来就会让记者敏感,更让她吃惊的是我的外地口音。那时全岛几乎没几个大陆警官,我是建省后第一个去报到的所谓“人材”。于是,谈话由此展开。我来自鄂省,她来自豫地,在那年的海岛,就自然有种老乡见老乡的亲近了。天亮时,人群散去,她的住地略嫌偏僻,岛上危机四伏,我主动要送她,她跨上了我的摩托,因而也必须要抓紧我的腰背了。 在早晨潮湿而凉爽的海风中,一个年轻的警察,驮起一份与大革命极不协调的温柔,狂奔于市井巷陌之中。我至今想起那一初始画面,才觉得有些招摇而脸红。 四 那一段时间仿佛整个国家都在过一个漫长的狂欢节,许多行业都在休假,即使公门衙役的我辈,也都要求白天休息以便夜战――只有政保处的稍微忙点。孩子们每天昼伏夜出,一如初恋般的马拉松式约会,准点且兴致盎然。我当时虽然有些置身事外的超脱,但却因为一个人的出场,而使我对这场周而复始的游戏渐生向往。 她本不必夜夜光临,因为事实上并无新闻可言,但她却总是如期而至;而我们也总能在攒动的人头中迅速发现彼此,然后不经意的挤到一起。在两厢人马偶尔的冲突时,我竟然有时忘记守卫局长,却去扮演一个保护弱雏的英雄。海岛的夏夜原本短暂,几乎尚未开聊就要被黎明打断。我送她到楼前,永远止步于楼前,看着她爬停了电梯的12楼,我再崇高而疲惫的打道回府。 这种朦胧的交往起始于孩子们的推动,如果运动戛然而止,我们是否会中止这场随波逐流的相约,迄今我都并不清晰。张爱玲似乎说过――为了成全他们的爱,一个城市倾覆了。放在那时的我来看,应该是一个国家都倾覆了。我已经不记得我潜意识里,是不是希望过孩子们的革命永不到底,以便我能夜夜张生,长待西厢。 我开始邀约她参与我黄昏的海泳,半裸的人生也许更见坦诚和真实。最初我竟然提醒她,不要游得离我太远――我还以为在人海外自己仍是保护神。结果比翼齐游,很快她就不见了,她朝外海游去,其玲珑的身影转眼就消失在潮线之下,我既不可望更不可及,只能游回黄昏的海滩等候,通常是晚霞散尽,她才拖着夜色回来,然后轻松的说:今天大约才五公里吧。我内心不免紧张,万一她要被退潮拉走了,我该向谁交待,我甚至不知她的家人何在。 我们喜欢背对着海水座谈,海浪不时的打过来,把我们朝岸上推。那时的形势已经开始紧张起来,暮色日渐加深我内心的幽暗。我对这场运动的真实看法,开始在她面前袒裎相露。她无意政治,却因我而不得不北望京华,夙夜兴叹。我们徘徊在水与岸之间,很难预知浪涛究竟会将我们打向哪一边。那时,我们连手都未曾相挽,其实在人世的风波之中,原是很容易失散的。 五 我后来有过一首叫着《祭坛》的诗,有句子曰――绝伦的屠杀总是在最美丽的早晨开始。但远在边陲的我,事实上是在那个永不褪色的日子的当晚才知道,那时首善之区大约已经洗完街道了。 朋友雷跑来告诉我,那是在我的一个租住楼里,当时还住着梓夫和我几个朋友。我们听罢都哭了,一个小弟买来一瓶酒,大家望空酹祭。我对梓夫说――我决定辞职,绝不当鹰犬了。梓夫知道我的性格,不便相劝,只是用红红的眼睛看着我。我醉醺醺的骑着摩托就出门了,海岛的初夏之夜似乎还充满着和平,我们所获得的消息都来自于外电――那时的传言都是内战即将爆发。我别无选择,决心北上参加义战。此去生死未卜,我唯一想的起来要告别的,大约就只有短暂认识的她了。 我半夜爬上了她的12楼,她很吃惊我的到访。为了不打扰她的同屋,我们站在门外。她也已经知道了首都的剧变,我说我就是来告个别,明天就走了。她问为什么,那时的我充满了慷慨激昂。她默然,然后说让我陪你下去走走吧。我们下楼,相对仍是无语,又确确乎有点难舍。我说那我就带你在小城兜一圈吧,也算我和这个城市的作别。 我带着她狂奔在夜色中,我忽然感觉到她第一次将脸贴在了我的后背,我穿着短袖警服,顿时感到背心一股暖流――她在默默的流泪。那时的小城格外安静,路灯很少,我的车灯忽然照见前方有一队人扛着花圈沉默地走来,整齐而毫无喧哗。我不明所以,停车于街心,队伍走近时,我才从花圈和祭幛的文字中发现,原来是海大的几十个勇敢的学生,在遥祭那些无辜的死难者。我肃然起敬,对着他们行了个正规的军礼。他们突然看见这个拦路的警察没有恶意,且向他们致敬时,心中的悲愤如河决堤,顿时集体痛哭起来。在那一刻,我自觉鼻酸喉哽,心中耿耿然一股浩然之气。 我带着她骑到了海滩,在一片漆黑中只听见大海的咆哮。面对着海峡的深远不可测,仿佛面对今后的命运。她只是隐隐的啜泣,我去扶起她的肩膀,她靠在了我的胸上。她断续的祈求――你把今夜留给我,好吗? 我默然,内心感念万分,但想到此后的不测,我只能拒绝。人在那一刻,原本是能因一些巨大悲哀而变得高尚的。我说还要回去写辞职信,还要收拾行装,还要处理许多事情;假若我还能活着回来,我们肯定还会重逢的。我们泪脸紧贴,像两个站在危崖上准备殉情的少年。 六 那时我们还处在一个信息不发达的社会,即便我在“内部”,也所知有限;但知道惯例,****之后必将是大搜捕――我想我的一些弟兄在劫难逃了。我在深夜开始奋笔疾书我的辞职报告,洋洋数千言,青春的愤怒使我唇枪舌剑对当局大加挞伐,并义正辞严的发誓――绝不做鹰犬和刽子手。 次日早晨我进到办公室,平静地对几个同事说――我辞职了,请帮我把这些交给领导。我把报告放在警帽里,连同警号警徽等。大家知道我何以抉择,也并不相劝,感叹着告别而去。等我到了广州,才知道京广线还没通车,我想请个的士开回武汉,司机都说兵荒马乱不敢上道。我只好在朋友处等到10号,终于才得以北上。 母校14号还搞了一个十日祭,场面十分感人,作家班的朋友拟写的悼词风传世界。到了此时此地,我才知道没有反抗,只有逃亡,我无能为力,只能聊尽菲薄。【此中的故事留待后日吧】我辞职去后,局长大为恼火,在全国系统内出现我这样的“叛徒”,于局里是难堪的。处里通知我家人,要我回去,只要认错,尚有生机;父母操心如焚,辗转求我即使辞职,也先回去办好手续。我正好受人所托,也要回去一趟,正要成行,武汉的朋友告诉我,有个海岛的女孩来找你来了,一番描述,我知道是她竟然寻找来了。那时如处乱世,我只留言岛上见,便先回了。 这已是七月了,原先还在观风的各地各部门,已知大势所向,终于开始行动了。内地的追捕组也都纷纷住进了“我局”。局里要我报告出逃一月的全部活动,我拒绝,坚持辞职。而此时,w君的联络人也来到我处,她也从湖北回来了。我将来人藏在我租来的一所村居里,她隐约感到来人的重要,给我说可以安排到她那儿去。我想此事的危险,还是不要祸及无辜为好,就拒绝了。 三天后的一个深夜,村居被包围,连我一起给抄了。我还算是现役警察,交给本局侦讯,来人则被航运走了。再之后,w君也被捕,牵连一圈人入狱。【事见海外出版物《情义无价》】我在审查阶段,给局长长信两函【这个内心善良清醒的人已经去世,谨此哀悼】,局长在一个黄昏独自来看我,然后说,你辞职回去怎么办?我说回山,当无大碍。他暗示我说,那你自己走吧,手续以后再说。我终于千里走单骑――一个人骑着摩托向故乡的深山赶回。 临行之际,我和她再次告别。乱世儿女,没有任何相约相誓,除开无可奈何的泪水,终也无从说起。 七 1992年的春天,我在武昌起义门55号勤奋的打扫高墙下的狭窄院子。身上穿着蓝底白杠的制服,头发则早就剃光了。那天的太阳似乎很好,一个外勤的囚徒进来悄悄告诉我――你姐姐带了个女孩来看你,不让进来,你姐姐正和他们在吵架。我站在平台上守候,我急切地想看到是哪位朋友难中相访。李队长是个好人,见我违纪张望,过来劝我进去,说他们正跟上面交涉。我说我只想知道是哪位来了,李说是你海南的女友;估计不会让你们见。 我大约猜到是她来了,果然一会儿,她出现在第二道铁门外。我们之间相距十几米,隔着铁栅栏可以相望,但不能大声喊话,于是只好互相傻笑;偶尔趁管教不备,问一声还好吧。就这样痴痴傻傻的对望了十几分钟,心中有万千伤感,此际也唯余一笑了。我潇洒的拍拍秃头,表示一切皆无所谓,然后不断挥手让她离去,我不想连带她再挨一场不必要的呵斥。 这一面,于今就算是最后的挥别了。那些年大抵有过一些通信,因为都要接受检阅,自然也只能各叙别况而已。我鼓励她去恋爱,她也清醒的认识到我并非一个可以做丈夫的人;经此剧变之后,人都忽然长大了,所谓百年心事归平淡,轻松交往之中,反而多了如许理解和爱惜。 1995年,我出来之前,她结婚了,正计划出国。我赶到海岛,隐约还想送行,以表达积年的谢意。她却正好回老家办手续去了,缘悭一面。之后,她隔年会突然来信或者电话,告诉她做母亲了,又做母亲了,再做母亲了。大家寒暄问候,万里之外,聊存一分高谊。而我自己,则仍旧在人世间谑浪风尘。十几年过去,许多故人都在人海里一去无迹,想到各有一份各自的福报,与其相濡以沫,还真不如相忘于江湖,渐渐往事也就开始漂淡了。 从青春革命到醇酒妇人,这几乎是我们那一代多数人的宿命。虽然并不曾为当初的激情理想和轻生躁进而后悔,但所有的浪漫最终都会复归于现实。而现实的铁栏,何曾有过稍懈。那些被改变的命途,相对于那些被毁弃的生命来说,却又终归是轻如鸿毛的。而我们在苦难中所经历的温情,已然是苍白岁月里的灿烂底色,对此,我们又何能怨怼。 八 又是音讯杳无的两年后,一个来自南太平洋的某个岛屿的电话打进了苍山脚下。她说她偶然上网读到了我的一些文章,她没想到在那之后,我又经历了许多。我们依旧是笑着说话,嘻嘻哈哈的仿佛最初的时光。但17年意味着什么?一个那年出生的孩子已经开始上大学,但他【她】却可能完全不知道当年的血火故事,更无法想象会有无数的人失踪或者远走天涯。 历史正被人有意的掩埋,当所有惊心动魄的往事都焚毁于心炉之后,一切确如昆德拉所说――万劫不复了,仿佛从未发生过一样。 她说你是该坐下来写了,你也许需要一个花园,一片草地,一个面朝大海的房子,当然最好还要个真正欣赏理解而又毫无要求的女人。她说可惜你还没有一个可以自由写作的土壤,可惜我都老成三个孩子的母亲了,也无法帮你。然后我们就开怀大笑,那种真正纤尘不染的笑,一如当初一念不生的哭。 我们来到这个世界只为学会爱而不是恨,但恩怨尔汝的男女却往往彼此留下太多的伤。经由一个遥远的讯问,于这异乡的村居勾起些许遥远的记忆,放在多悲多怨的尘世,就算是温馨的茶酒了;咂一口,曾经涩辣的苦,竟是回味中的甘,我们对今生就该说――不虚此行了。 May 06 Stand By MeJanuary 31 2008, As Little As Possible——On The Road(1)人生,过路客不说唏嘘。人间,你和我不过寄居。——黄霑 08年是我到现在为止旅行最多的一年。有些地方是第一次去,有些是故地重游,不过到哪里都是来去匆匆的过客。 南京 八月中旬,搭上火车去南京,在南京站决定买第二天去武汉的票。到1912找了个无人的酒吧看中国对立陶宛,晚上去夫子庙逛了一圈,在旁边的小店住下,看完梦八对西班牙就睡下。第二天凌晨被三钱来自尼斯的短信吵醒,后来睡不着索性出去找了家网吧上网。清晨的南京,“正常”的人们还在睡梦中,只有扫大街的和网吧门口卖早点的已经开始忙碌。大街上没有车,风中的梧桐仿佛诉说着这座城市千年的历史。宁静的夫子庙依稀有了一丝古时的味道,虽然只是依稀的依稀而已。 天亮之后从网吧回到旅馆,拿上背包退房,坐上公车去莫愁湖。想去莫愁湖是因为冯唐在《十八岁给我一个姑娘》序里的一段话:有了所谓社会经验的我,有一天跑到南京玩,偶然读到朱元璋写莫愁湖胜棋楼的对子:“世事如棋,一着争来千古业;柔情似水,几时流尽六朝春。”当下如五雷轰顶:又被这帮老少王八蛋们给骗了,朱元璋的对子白话直译就是:控制好激素水平,小心安命,埋首任事,老老实实打架泡妞。朱元璋是混出名头的小流氓,聚众滋事,娶丑老婆,残杀兄弟,利用宗教,招招上路而且经验丰富,他的话应该多少有些道理。 登上胜棋楼,不过是和别处一样摆着些假古董;在莫愁湖边走了半圈也无甚趣味——不大不小的湖,一眼就望到了对面的商品房。下午去玄武湖,沿着历经沧桑的明城墙从玄武门一直走到紫金山脚下的太平门,本来想上紫金山,发现到索道还有很远。实在走不动了,坐车去了火车站,在站旁的麦当劳吃点东西看看书,等晚上的火车。 喜欢坐火车旅行,尤其是长途的硬座,一个人流浪的感觉。我的旅行,最重要的是背上背包走出家门的那一步。出来之后就无所谓舒适、无所谓天气、无所谓风景。要的只是一个人到一个没有人认识自己的地方,无拘无束漫无目的地游荡,让新鲜感充满每一瞬间,忘记原来的生活节奏。 在车上看《在路上》,让耳机里的重金属盖过火车的隆隆声。看累了就休息一会儿吃点饼干,听听周围的男乘客高谈阔论臧否时政,观点大多很民粹,情绪大于思考。睡觉的时候把背包抱在胸前,钱包手机塞到背包最深处,留两百块钱放在内侧牛仔裤口袋里,万一背包丢了也不至于客死异乡。 武汉 睡得很浅,天蒙蒙亮就醒了。十点多出汉口站,去登黄鹤楼。鸟瞰武汉,“楚汉三江接,荆门九派通”是不假,“晴川历历汉阳树,芳草凄凄鹦鹉洲”却不知何处。整座城市都是灰蒙蒙的,像其他由盛而衰的重工业城市一样。中午到户部巷吃饭,长约百步有余,狭窄处不及两米,很草根的环境,很平民的价格。胡汤粉味道一般,喜欢豆皮。到武昌站买票去成都,近四天的票全卖光了,找到黄牛买了第二天下午的。两百才买到一张无座票,事后查了一下发现有可能是假票,不敢想象春运的情况。 在车站旁找了个旅馆休息,晚上懒得出去就窝在房里吃泡面看梦八对阿根廷。睡到第二天中午,出去转了一圈没找到像样的餐厅,回来吃泡面。看完阿根廷对尼日利亚又睡了一会儿,四点去车站。这是我坐过的最挤的火车,在地上找地方铺报纸都很困难。在车厢头的角落窝了一会儿,决定去别的车厢看看。穿过八九个车厢,情况大同小异。到餐车看还有座,就要了一瓶啤酒一个水煮牛肉一碗米饭,边吃边看书,一直耗到列车员来赶人才干了最后一口啤酒回车厢。 回到车头,中途小站下去了一些人,地上稍空些可以铺开报纸坐下。列车员推着小车过来卖东西,地上的人一次次挣扎着爬起来让出一条狭窄的通道,等手推车过去再坐下。隔几分钟车又从那边回来,于是又一次爬起、让开、坐下。如此往复无数次,惹得人不胜其烦。也不见他们卖出多少东西,小车来去总是满满的,可见没人要买那脏兮兮的矿泉水和烂兮兮的水果。 邻“座”是个差不多年纪的小伙子,带着五六岁的小侄子回家。小家伙很乖很可爱,对恶劣的环境毫无抱怨,悠闲地嗑着瓜子跟叔叔说话。叔侄俩也是站票,但车头两个座位的空着他们就坐了。九点多停了个小站,上来一个负责车厢安全的列车员把睡着的叔侄俩赶下座位,从手提箱拿出一块“XXX专座”的牌子放在靠背上,然后把手提箱放在靠外的座位上自己坐在里面看报纸。此举引起周围群众的不满,纷纷要求把手提箱占的座位让小孩坐。列车员解释说有规定这个位子不能坐人,否则被领导看到会怀疑他带亲戚坐车或者把座位卖给乘客,然后就任旁人指责他不人道没人性等等,他只自顾自看报纸。凌晨不知几点又到了一站,车厢之间平时人抽烟的地方空了,我和叔侄俩就搬到那里在一片烟蒂上铺好报纸坐下,靠着车厢的隔板睡觉。又过了几站有人下车,我们陆续有了座位。
四川 17个小时的火车,到成都已是满身疲倦。到春熙路吃饭,在旁边找到合适的旅馆就一头栽倒,睡到晚上出去吃饭上网,回来再睡。 第二天早上去文殊院,门口佛学院招生的广告很有意思:由各寺院推荐,除了考佛学,还要考政治,不能有婚姻恋爱关系——不考可以有吗?寺院不大,挺安静的,没有灵隐寺那样气派的大雄宝殿,也没多少香客。逛完一圈在寺院里的茶园喝喝茶,然后在院外的仿古街吃正宗的夫妻肺片和麻婆豆腐。下午去武侯祠,里面没什么好看,倒是旁边的仿古潮街不错,很多地道的小吃,星巴克的装修也很有特色。到天府广场然后走回旅馆,路过类似七浦路的服装市场,用川普跟老板砍价,买了皮带、帽子、太阳镜和T-shirt。 休息一晚,早上去杜甫草堂,大片大片的竹林,比丞相祠堂还要柏森森。下午坐长途去德阳看一个朋友,本来想给她一个惊喜,到了之后她却说正有事没时间见面,只好一个人在市中心逛了一圈找地方住下,第二天早上再坐长途去三星堆博物馆。很不错的博物馆,可惜地方太偏僻散客很少,纯粹靠旅游团。打黑车回成都,路经都江堰,看到很多震裂震塌的房子,还要农村里大片的板房。到成都站下车,火车只剩后天的软卧,要及时赶回上海只能飞了。住回原来的旅馆,上网订机票,吃盘飧市,看闭幕式没等到Jimi Page出场就睡着了。 早上醒来,最后走了一遍已经很熟悉的春熙路。吃完午饭去乘机场大巴,正巧车站就在文殊院旁,看时间还早就去吃小吃。三点乘车去机场,结束这段旅行,回到上海,回到熟悉的环境,回到舒适的生活,回到机械的节奏。 January 19 2008, As Little As Possible-Intro关于过去的一年早就想写点什么。倒也不是年终总结,只是这一年发生的一些事,一直想记两笔。可是始终没有写,一直拖到现在。放假之后每天睡觉吃饭看片,到今天终于差不多把硬盘扫空了。不巧牛博又遭“和谐”,故网上也无甚好看,索性坐进被窝,趁现在难得的平静,把去年欠自己的文章补上。 大四开学之后异常浮躁,不过好像和大四没多大关系。大概还是因为秋天吧,从06年开始每一个秋天都不好过。很难静下来写东西,每每到了觉得非写点什么不可的时候又找不到头绪,然后对着屏幕发呆。九月在厦门的时候给避运游记写了个intro,然后那个“待续”就难再续了,几次想写下去却发现没有写游记的心情,大概是隔了太久的缘故。也罢,不如放到这里连同这一年的一切一起来回顾,倒不至于显得过于单薄。 想分几篇从几方面来写,但之间又没什么关联,从哪里写起到哪里结束似乎都没有关系。那就写到哪儿算哪儿吧。 P.S. "Forget it, Jake. It’s Chinatown". |
疯堂斜巷疯言我爱,佛曰善哉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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